1953年3月，北平的柳芽刚冒头，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踏着薄薄残雪进了中南海。手里的公文包里除了朝鲜停战谈判材料，还有一份格外醒目的逮捕报告——主角是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李达来京的首要任务是向中央汇报朝鲜战况，但临行前贵州方面再三叮嘱：程莲珍的去留同花财富，必须请最高领袖拍板。
长官会议室内，炉火把墙上的作战地图照得红彤彤。刚整理完前方简报，李达翻开那份薄薄的卷宗。他低声说：“主席，她是布依族，在黔南影响不小，地方同志对生杀拿不定主意。”毛泽东放下茶杯，示意他继续。李达又补了一句：“有人主张就地正法，也有人说可借她招抚残匪。”
毛泽东抽了两口烟，烟雾在灯光下旋转。“好不容易出了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一句轻描淡写，把长桌另一端的气氛顿时化解。李达点点头，却还是担心政策尺度。毛泽东笑道：“诸葛亮尚且能七擒七纵孟获，咱们共产党人难道连这个气度都没有？”
这番对话看似随意，背后却绕不开“剿匪”与“民族团结”两条线。建国初年，西南深山里残匪林立，贵州更是重灾区。军队、公安、民兵轮番出动，战斗之外还要讲究“政治攻心”，怎样收场，直接影响当地百姓对新政权的信任。
把目光拉回程莲珍的过往同花财富，她1918年前后出生在贵州布依山寨，模样出众，人称“板沟寨第一美人”。16岁那年，地主陈正明纳她为妾，富宅里的金银细软没能让少女安稳，反倒把她推向另一条道路。陈氏病故，各路亲戚闻腥而来，眼看家产要被瓜分，程莲珍拔出双枪硬是顶了下来。自此，“双枪女人”传遍几条山岭。
守住家当只是开始。她嫁给国民党89军营长罗绍凡后，勾连地方武装，举着“自救军”旗号招兵买马。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黔，六路剿匪部队合围，罗绍铨被击毙，残部作鸟兽散。程莲珍靠着山洞、草棚和伪装身份躲过搜捕，还曾以农妇名义藏枪织布，胆大心细，可见一斑。
1952年底，贵阳公安分局侦查到线索，一网打尽。被捕那天，她正坐在土炕上纳鞋底，神情淡定。警员亮出藏枪，她轻轻叹气，没有挣扎。这份镇定也为后续“留用”增添了谈资：一个手腕了得的女人，若能转化，也许比枪毙更有价值。
贵州省军区先后召开三次碰头会。主战派认为“斩草除根”，免得她东山再起；另一派强调群众工作，提议“借刀招降”。争论无果，才把难题推到西南军区，再经李达送到中央。
毛泽东作出“暂缓枪决、耐心改造”指示后同花财富，一张电报飞往贵阳。地方干部虽惊讶，但命令就是命令。改造方案很快落地：一边严密监管，一边让程莲珍参与劝降。她提出先写信、再上山，理由是“自己熟悉兄弟们的落脚点”。公安部门给她配备了警卫班，暗中掌握主动权，这套“软硬兼施”思路，与当年辽西、华北的招降经验一脉相承。
事实证明，此举并非冒险。1953年盛夏前后，22名散匪带枪自首，其中不少是程莲珍写信喊回来的。她见到旧部，常开场一句：“兄弟，你们还想在山里挨饿多少年？”几句土话，一壶米酒，效果胜过枪口。对负案在身却拒不投降者，她又带路让部队端点，表明态度并未“妇人之仁”。
剿匪结束后，程莲珍的功劳记进档案，但过程并不张扬。贵州省把她安置到民族地区的一家农机厂，既脱离原势力，又方便群众监督。1956年第一届布依族干部训练班开课，她被请去讲“从匪途到新生”个人经历，课堂里许多青年来自曾经的匪患村落，听得鸦雀无声。
1960年7月，黔南自治州政协增补委员名单公布，程莲珍赫然在列。那张黑白证件照，已经看不出昔日“女匪首”的锋利，只剩端庄与沉稳。有人质疑“土匪当委员”，省里回函：立功与改造俱在，程序合规无可非议。
晚年程莲珍身体欠佳，1998年10月病逝，享年八十。当地档案馆保存着她的自述：“要不是共产党宽大，早没命了。”寥寥数语，道尽那年中南海一支烟的分量。
回头看，毛泽东当年的一句“杀了岂不可惜”，并非出于怜香惜玉，而是精打细算的社会治理逻辑：用一个人的转变，换一片地区的安定，比一次处决更划算。程莲珍的故事印证了这一判断，也印证了首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原则——打击极少数，争取大多数。
贵州山谷的枪声早已消散，案卷却静静躺在机要室里。薄薄几页纸，记录了新政权“以宽治乱”的一次实验。它提醒后人：刀锋之外，还可以有另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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