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3年3月,北平的柳芽刚冒头,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踏着薄薄残雪进了中南海。手里的公文包里除了朝鲜停战谈判材料,还有一份格外醒目的逮捕报告——主角是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李达来京的首要任务是向中央汇报朝鲜战况,但临行前贵州方面再三叮嘱:程莲珍的去留同花财富,必须请最高领袖拍板。
长官会议室内,炉火把墙上的作战地图照得红彤彤。刚整理完前方简报,李达翻开那份薄薄的卷宗。他低声说:“主席,她是布依族,在黔南影响不小,地方同志对生杀拿不定主意。”毛泽东放下茶杯,示意他继续。李达又补了一句:“有人主张就地正法,也有人说可借她招抚残匪。”

毛泽东抽了两口烟,烟雾在灯光下旋转。“好不容易出了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一句轻描淡写,把长桌另一端的气氛顿时化解。李达点点头,却还是担心政策尺度。毛泽东笑道:“诸葛亮尚且能七擒七纵孟获,咱们共产党人难道连这个气度都没有?”
这番对话看似随意,背后却绕不开“剿匪”与“民族团结”两条线。建国初年,西南深山里残匪林立,贵州更是重灾区。军队、公安、民兵轮番出动,战斗之外还要讲究“政治攻心”,怎样收场,直接影响当地百姓对新政权的信任。
把目光拉回程莲珍的过往同花财富,她1918年前后出生在贵州布依山寨,模样出众,人称“板沟寨第一美人”。16岁那年,地主陈正明纳她为妾,富宅里的金银细软没能让少女安稳,反倒把她推向另一条道路。陈氏病故,各路亲戚闻腥而来,眼看家产要被瓜分,程莲珍拔出双枪硬是顶了下来。自此,“双枪女人”传遍几条山岭。
守住家当只是开始。她嫁给国民党89军营长罗绍凡后,勾连地方武装,举着“自救军”旗号招兵买马。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黔,六路剿匪部队合围,罗绍铨被击毙,残部作鸟兽散。程莲珍靠着山洞、草棚和伪装身份躲过搜捕,还曾以农妇名义藏枪织布,胆大心细,可见一斑。

1952年底,贵阳公安分局侦查到线索,一网打尽。被捕那天,她正坐在土炕上纳鞋底,神情淡定。警员亮出藏枪,她轻轻叹气,没有挣扎。这份镇定也为后续“留用”增添了谈资:一个手腕了得的女人,若能转化,也许比枪毙更有价值。
贵州省军区先后召开三次碰头会。主战派认为“斩草除根”,免得她东山再起;另一派强调群众工作,提议“借刀招降”。争论无果,才把难题推到西南军区,再经李达送到中央。
毛泽东作出“暂缓枪决、耐心改造”指示后同花财富,一张电报飞往贵阳。地方干部虽惊讶,但命令就是命令。改造方案很快落地:一边严密监管,一边让程莲珍参与劝降。她提出先写信、再上山,理由是“自己熟悉兄弟们的落脚点”。公安部门给她配备了警卫班,暗中掌握主动权,这套“软硬兼施”思路,与当年辽西、华北的招降经验一脉相承。

事实证明,此举并非冒险。1953年盛夏前后,22名散匪带枪自首,其中不少是程莲珍写信喊回来的。她见到旧部,常开场一句:“兄弟,你们还想在山里挨饿多少年?”几句土话,一壶米酒,效果胜过枪口。对负案在身却拒不投降者,她又带路让部队端点,表明态度并未“妇人之仁”。
剿匪结束后,程莲珍的功劳记进档案,但过程并不张扬。贵州省把她安置到民族地区的一家农机厂,既脱离原势力,又方便群众监督。1956年第一届布依族干部训练班开课,她被请去讲“从匪途到新生”个人经历,课堂里许多青年来自曾经的匪患村落,听得鸦雀无声。
1960年7月,黔南自治州政协增补委员名单公布,程莲珍赫然在列。那张黑白证件照,已经看不出昔日“女匪首”的锋利,只剩端庄与沉稳。有人质疑“土匪当委员”,省里回函:立功与改造俱在,程序合规无可非议。
晚年程莲珍身体欠佳,1998年10月病逝,享年八十。当地档案馆保存着她的自述:“要不是共产党宽大,早没命了。”寥寥数语,道尽那年中南海一支烟的分量。

回头看,毛泽东当年的一句“杀了岂不可惜”,并非出于怜香惜玉,而是精打细算的社会治理逻辑:用一个人的转变,换一片地区的安定,比一次处决更划算。程莲珍的故事印证了这一判断,也印证了首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原则——打击极少数,争取大多数。
贵州山谷的枪声早已消散,案卷却静静躺在机要室里。薄薄几页纸,记录了新政权“以宽治乱”的一次实验。它提醒后人:刀锋之外,还可以有另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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