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 在“”系列活动浙江温州站2025温商发展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对话 德国著名媒体人、历史学家、克鲁斯曼传播与咨询公司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乌维·克鲁斯曼，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顾问、意大利区域创新局主席、西班牙国际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成员弗朗西斯卡·布里亚， 米兰机场管理集团董事、IREN能源环保集团董事、原意大利总理府幕僚长丹尼尔·乔瓦尼，意大利摩德纳与雷焦艾米利亚大学应用经济学副教授乔治·普罗迪。现将对话实录发布如下： （全文约4800字天创优配，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中国民营经济被欧洲低估了，
我们有错误的认知
王文：在欧洲舆论场，不少媒体将中国简单标签化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民营经济，甚至认为中国国家控制了所有的一切，民营经济凋零、落后，实际上，我们一路与欧美嘉宾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民营经济是被低估的。请问您从德国的视角，如何看待中国民营经济的贡献以及当下的发展？
乌维·克鲁斯曼：经过这些天在中国的参观与调研，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欧洲、德国的很多人低估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欧洲，人们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是由政府控制的、由政党控制的，而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大忽视了——甚至没有太多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报道，更别说讨论像中国商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欧洲人很难能够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但是通过这次经历，我逐渐认识到，在中国，民营企业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巨大发展潜力。当然，这需要民营经济能够平等获得生产力技术、人才、原材料等，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仍应该是未来持续确保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课题。
那么，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未来哪些变量最为重要？我认为，未来人工智能（AI）技术将会重塑一切。我们已经被AI的进步所惊艳，但这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将会改变我们所有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然这不单单是民营企业面对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整体面对的关键问题。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谁能领导下一步的AI革命？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在AI时代发挥作用，推动AI发展、参加国际竞争，乃至促进共同发展？
观众提问：我们知道温州是以传统工业为主的，比如皮鞋，我想请问乌维·克鲁斯曼教授，如果温州想要在现今向新经济转型，温州应该如何做？
乌维·克鲁斯曼：的确，过去，中国许多民营企业集中的传统轻工制造业上，如制鞋服、纺织等，这些民营企业要向新经济转型，企业、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做？
我认为，应该继续邀请全球科学家、专业人士、智库人员来到中国，来到当地，例如让我们欧洲人更多了解中国，并且把这些信息带回给欧洲。有人可能会说，这有什么用？西方正在“对抗中国”，比如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选择了经济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战。
其实有不同的西方，美国只代表一种，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不喜欢美国所扮演的毁坏性力量，他们在西方也会变得更加孤立。而中国恰恰相反，展现了一个很好的全球合作案例。我想引用毛主席在1949年所说的，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现在的一系列行动与合作给其他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去抵制这种毁坏性的力量。
共创未来，中国式创新的社会启示
王文：您是意大利区域创新局的主席，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创新？对于中国的创新有什么建议吗？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非常荣幸参与本次对话。我的博士研究聚焦创业创新领域，今天在温州这座将人才、创新精神与前瞻环境有机融合的城市探讨这一议题，显得格外有意义。
过去几年，欧洲从中国的创新实践中获得重要启示。我认为关键在于实现创新的全社会传播——需要建立民营企业与公共部门的共创机制，使技术创新不仅提升生产力、创造财富，更要推动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当前全球面临共同挑战：尽管技术进步加速、资本持续注入天创优配，但若缺乏有效的社会传播机制，财富将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数据显示，技术创新创造的财富目前集中在不足1%的人口手中。
中国的独特价值在于，通过工业化能力将创新成果辐射至全社会，这对社区建设、城市发展及缩小城乡差距产生深远影响。欧洲正在积极借鉴这一经验。我们亟需强化创新体系建设，建立技术主权、提升工业竞争力，将技术深度融入各产业环节。
要实现这一目标，单一依靠民营企业或公共部门都难以达成。必须构建共创市场机制，让创新效益渗透至社会每个角落，最终实现绿色、包容、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观众提问：在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这两个全球性的赛道上，各国民营企业之间除了竞争，还存在哪些巨大的合作共赢的空间？或者说如何通过建立新的产业联盟，或者说标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技术伦理等全球性的挑战？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当前，国际合作与全球愿景面临很多阻碍，如何实现有效合作是一个关键问题。教育与科学领域的合作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科研机构、学者之间的交流与知识合作，我们能够实现知识转移，更好地理解当前形势，为未来合作奠定基础。这种学术层面的持续交流至关重要。
第二，中国应该继续当前的使命，中国应该继续担当，发挥领导力，继续减贫，减少分歧。我正在参与多个与可负担住房、绿色城市和能源转型相关的国际项目，我深切感受到，中国在这些领域展现出的决心与实践力，正在塑造新的全球范式。
这些成就不仅体现了中国在缩小社会差距方面的担当与领导力，更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从长远来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演进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乔治·普罗迪：首先说到可能的合作，我觉得在机构方面，责任在一些主要的国家身上，比如中国，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要限制出口，减少一些产品的出口，这样就做到平衡，减少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世界。当然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不希望快速发展带来一些副作用。
中国应该承担领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当然美国可能不再能做领导了，总有人要做领导，中国可以实施更多合作方式去实现，比如贸易协定，比如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亚洲的组织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案例。
盛赞公私融合的“温州典范”
王文：在您看来，创新与合作的模式在未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丹尼尔·乔瓦尼：或许我这样说有些天真，但我认为，所有发展成就的背后，都源于一个国家对其未来道路的清晰笃定与坚定支持。正如刚才嘉宾所言，公共政策与民间力量的合作至关重要，而中国正是诠释这一点的最佳范例——在温州，我们已经看到了无数这样的成功实践。
既然我们身在校园，我想借此机会提醒大家，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一场关于民营企业与国家政策之间应如何平衡的辩论——这个钟摆始终在两者间摇摆不定。各位或许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它在欧洲由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引领，同时期美国的里根总统也大力倡导更多的自由与私有化。
就我个人看来，政府有一些基本职能是无法外包的，例如设定国家优先事项、保持长期视野，以及在必要时制定规则。然而，政府未必需要直接介入具体运营，这些完全可以由私人资本来执行，以落实公共政策。
刚才提到，欧洲目前所欠缺的，恰恰是这种长期主义视角。我们难以确立清晰的优先事项，共同设计未来，也未能为私营企业在执行政策——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的规划上——提供足够的指导原则。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有一件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是在北京与一位教授共同参与的一场公开辩论——那是一场学生辩论。当时，有两位年轻人向我们提问：欧洲是否能在人工智能的监管框架方面提供一些帮助，特别是在中美所设定的规则基础上？
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它一方面体现了大家对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主导地位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也敏锐地指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确实需要受到监管。事实上，欧洲至少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相关工作。
所以当您问及我对温州的第一印象，总结来说，就是温州这座城市，清晰地展现了如何将私营企业的活力，与来自中央政府的基本框架、规则引导及战略方针，真正有效地融合在一起。
观众提问：如何在全球产业化中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何坚持以和为贵，或者互利共赢的情况下，避开这个陷阱，达到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
丹尼尔·乔瓦尼：如何加强合作？关键在于重建信任。在当今这个充满困难的时期，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信任和智慧的流失，因此，当务之急是恢复这种互信。信任的建立可以从大学间的学生交流开始。温州商学院建立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就非常关键——如果人们在年轻时期就开始合作，这将成为未来协作至关重要的基石。
中国应当承担起领导作用。我至今对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发言印象深刻，他邀请世界共同合作、共享科技成果，例如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当其他主要大国在改变策略时，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力量来引领方向。那么，还有谁比中国更适合来引导这一变革、掌控这一进程呢？因此我相信，中国迟早将非常有效地扮演起这一领导角色。
制度竞争下的高质量增长挑战
王文：请问乔治·普罗迪教授，您觉得下一波的创新是什么？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创新的新时代，公共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协调新时代，您觉得未来的创新会走向何方？
乔治·普罗迪：让我们回到核心主题：全球私营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所谓“高质量增长”，意味着企业和产业需要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政策的协同支持。我们会考虑到环境可持续性，同时也认识到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领域必须要有公共干预的参与。
我认为，当前全球私营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竞争的性质。如果企业之间是凭借生产力进行竞争，那么最终胜出的将是真正最优秀的公司。然而，如果将体制本身作为竞争的一个维度，那么最终的赢家，可能更多是那些凭借特殊地位而非卓越经营能力取胜的企业。
在政策层面，我们看到中国、欧洲和美国都面临一个共同风险：不同体制之间正在相互竞争。放眼全球，私营企业或许并非在每个地区都是最理想的形式，但在这种制度竞争的背景下，其角色和差异却显得尤为突出。
从长远来看，这会导致一种紧张局面——每个地区都在保护本土企业、扶持自己的私营公司。这或许能在局部实现高质量发展，但代价可能是全球市场的四分五裂。因此，这对整体增长构成了一项实实在在的风险。我认为，政策的协调与共识至关重要。例如，欧洲在讨论中常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得益于政府支持。这种认知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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