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纣王，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名为受，号帝辛，帝乙之子。作为商朝的末代君主，他是殷商三十代的统治者。五百余年的商国基业在他手中走向终结，被周武王所取代速盈所，后世史书常将他斥为暴君或昏君。关于他的评价，往往由胜者书写的偏见所主导；本文试着从其在位期间的真实作为出发，观察他到底做过哪些事，才便于我们对这位人类历史中被视作“最后一位王”的人物有更全面的理解。下面就让我们在史料与传说之间，走近这段岁月里的人物与时代。
据史料记载，帝纣具备非凡的资质，机智敏捷，听觉与洞察力都极其出众，体力也十分强健，能够在复杂环境下把握局势。他善于辨别是非、分清忠奸，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判断。同时，他也被描述为善于把握人心，能在权谋与治理之间周旋，显示出文武双全的能力。短短几句记载便揭示了他具备的多面潜质：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善于把握格局，同时也被描绘为在面对劝谏时懂得克制、善于对非议进行适当的装饰。这种描述让人看到了一个并非单纯“暴君”形象的复杂人物。
展开剩余67%影视作品中的纣王往往被塑造成彻底的昏君，仿佛亲手断送了自己的江山，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真实史料中的纣王在位时期却相当重视农业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盈所，尤其在农桑产业方面的投入与推动，使国家的物资积累与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商朝的综合国力因此日益强盛。那个时代的商朝常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治理理念，强调通过提高民众的生产效率来巩固国家的物质基础与稳定。
随着国力的增强，帝辛对东夷地区的军事行动接连展开，旨在扩大商朝的影响力。对东夷的征战并非片面的压制，而是在取得胜利后向中原进一步扩张，使商朝的势力范围延伸到江淮一带。尤其是在征讨徐夷取得重要胜利之后，商朝的疆域呈现出一个更广的包围圈。换言之，帝辛通过对东夷的军事行动与对中原的拓展，将东夷与中原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这不仅在当时提升了商朝的安全，也对区域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推动作用。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奴隶往往被视为劳动力的工具，甚至被等同于牛马。然而帝辛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他愿意将有用的人才任用于国家大事，即便出身卑微，若具备能力，亦可承担重任。随着时间推移，奴隶地位的束缚逐步被解除，许多奴隶获得了更广阔的行动空间与自由身份，这在民间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威望与支持。纣王最具争议也最具影响力的改变，莫过于以某种程度上废除奴隶制这一举动，它使得传统封建王权的权力结构产生动摇，从而为后来周武王伐纣、篡位天子的叙事埋下伏笔。
从《牧誓》等史料可见，他的言辞与作为在某些层面上呈现出警示与自省的态度。文本记载成为批判君权失衡、道德与礼制错位的依据之一，同时也揭示了他在权力、道德与现实之间所处的矛盾状态。具体而言，文本提及“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这番表述被后人理解为对君权放任、对道义与礼制走偏的强烈批评，同时也被视为促使武王以天命伐纣、由天下归天子的道义理由。在战后，王权制度的外在表象发生变化，“天子”成为新的历史常态，而“人王”这一称谓则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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